正在上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中，香炉是贯穿故事的重要道具。影片开篇便讲述童年曹操与袁绍偷“被中香炉”（即香熏球）的情节，以这一充满生活气息的场景拉开序幕。片中的香炉，为刀光剑影的三国乱世注入了独特的文化气韵。它更像一个无形却鲜活的角色，以温润的东方符号“香”为载体，悄然诠释着“君子之道”的内涵，也暗合了“留香千古”的精神追求，让硬核的历史叙事中多了层人文智慧的余味。
当“香”超越单纯的器物，成为塑造人物、承载隐喻的叙事元素时，就更像是一个文化信号。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智慧？它如何在当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研香五十余载的傅京亮先生。作为中国香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他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来——从童年老家书斋里那口存着神秘沉香及各色香药的大缸，到放弃绘画生涯的孤绝抉择；从踏遍青山辨识香药的苦旅，到海南岛上守护香材净土的坚持。在傅京亮看来，银幕上的“荀令留香”只是冰山一角，而他要守护的，是整个沉浮五千年的华夏馨香。
家教极严“香”是衡量个人修养的标准
北青报：您的一生与“香”紧密相连，还记得第一次和“香”结缘是什么时候吗？
傅京亮：大概是我三四岁，刚记事不久。我生在北京，却总闹着要回山东老家。老家那个大院，像是有种魔力。书斋里放着一口大缸，里面存着些黑乎乎的小块，大的小的都有。那时候不懂，就发现这东西很有意思——看着没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有各种香气散发出来。尤其到了中午，太阳一晒，那股醇厚温暖的香气就飘出来了，说不出的好闻。
我常偷偷从缸里挑些小而圆的，拿去和小朋友当五子棋玩。他们闻着香，觉得稀奇，问我要，我也就给了。后来家里大人发现，缸里的东西怎么变少了？一问，才知道是我拿的，我才知道它们叫沉香，是名贵的香物。
不过那只是我和香最初、最懵懂的接触。真正让我对香产生敬畏和巨大好奇的，是家里那种无处不在的“香氛生活”。我家可以说是“无处不香炉”。走廊、卧室、客厅、书房……都摆着香炉。大人每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侍弄它们。他们拿着几块质地不同的布——湿的、干的、极柔软的，一层层、极其耐心又虔诚地擦拭。那时我老想：大人不让小孩碰，自己倒天天“玩”这个？擦完还要焚一炷香，却不准我靠近，怕我碰倒。越禁止，就越想探究，我总琢磨：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如此重视？
有一次，我异想天开：既然这东西太阳一晒就香，如果用火烧，岂不是更香？就偷偷拿了一小块，跑到灶台，塞进锅底下烧。这一烧可不得了——香气“轰”地一下冲出来，弥漫开，几里地外都能闻到。家里大人从外面匆匆忙忙跑回来，说：“这肯定是咱家的事！”一看，果然又是我在“捣鬼”。
北青报：这种环境下的耳濡目染，加上长辈的言传身教，想必对您影响至深。
傅京亮：没错。我家家教极严，是那种传统的“文武兼修”。早上五点就要起来背书，《论语》《黄帝内经》《中庸》，规定你几天背完，就得背完。到了晚上，一帮孩子，从几岁到二十来岁，浩浩荡荡去家里的练武场练武，常常练到夜里十一点才回来睡觉。
长辈们给我讲孔子、孟子，讲东汉大儒郑玄，讲苏东坡、岳飞、文天祥的故事，告诉我从小要做一个有志向、对民族有责任感的人。我母亲每天给我讲他们抗战的故事，讲什么是民族气节。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人做到极致的时候，身上是香的，社会是香的，到处都是香的。这是中国人做人的标准。”当时年纪小，不完全懂，只觉得这是个美好的印记。后来才明白，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另一种表达——香，在这里成了一种衡量个人修养与社会文明程度的最高标准。它不是物理上的气味，而是德行的芬芳，是文化有序、社会和谐的象征。
为了研究香文化放弃成为画家
北青报：那您后来是如何将香确立为自己毕生事业的？
傅京亮：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我小时候除了背书练武，也喜欢画画。我15岁就去工厂上班了，中午的时候，会买个窝头，跑到外面去写生。有天正画着，身后来了两位清瘦的老先生，一高一矮，站在那儿看。他们问我师从何人，我说没老师，自己瞎画。他们不信，接着介绍自己是张振仕和吴冠中，说想教我画画。我年纪轻，只当是玩笑。结果第二天，我们领导非常严肃地把我叫去办公室，我去了一看，那两位老先生就在那儿。原来他们真的找上门来了。就这样，我开始了跟随两位先生学画的日子。除了他们，我也曾受教于张仃、俞致贞、刘鲁生等。
北青报：可是您后来为了研究香，放弃了当画家是吗？
傅京亮：是的，这成了我一生中对老师们最愧疚的一件事。在中央工艺美院短暂求学时，我的眼界开了，在系统学习艺术史时，我内心那颗关于香的种子不可抑制地破土而出。我清醒地意识到，画画的人很多，但研究香的人，几乎没有。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向吴冠中先生坦白我的决定时，他气得将桌上的茶壶径直朝我扔了过来。此后很久，他都不愿再见我。我多次敲他家的门，都得不到回应。我懂他的失望，他将心血倾注于我，视若己出。
北青报：做出这个决定，一定非常艰难。
傅京亮：非常艰难，因为我自己也喜欢书画，家里也有许多古书画。但我心里很清楚，就像我对老师说的那样：“画画，我永远达不到您和齐白石先生的水平。但研究香文化，我能做出一番独一无二的事业——找回民族记忆中的那份芬芳。”于是，我放下画笔，辞去工作，后来在哲学文化的学习方面，也曾受教于梁漱溟、汤一介、庞朴诸先生，但最终也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全心投入香文化研究。近五十年走来，从未后悔。
香是“检验人心的镜子”
北青报：在您看来，香文化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傅京亮：香，绝不只是眼前的一缕烟、鼻尖的一阵味。在传统文化中，它首先承载着文化与教育的功能，其次，更是一面映照人心与人品的镜子。
北青报：文化与教育的载体，这听起来很特别。
傅京亮：正是如此。我小时候，长辈常对我说“社会是香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最朴素的文化教育。古人之所以重视香，是因为它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无声的衡量标准。社会治理得好，风气清正，便被赞为“芝兰之室”，充满德行的芬芳；个人修养到家，品德高尚，则被誉为“德艺双馨”。在这里，香已然升华为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与社会理想。
北青报：您还提到香是“检验人心的镜子”，这又该如何理解？
傅京亮：这正是我要强调的“制香先学做人”。此理亘古不变，却也是当下诸多制香人最缺失的一课。因人之心性，会全然投射于香品之中。心性躁进者，其香气息必浮而不定，令人心难安，纵然用的是顶级沉香、檀香为料，制成的香韵亦失其正。有时甚至会暴殄天物，制香却背离了香气养生、养性的本根之旨。反之，心性沉静、修养深厚者，其所制香，能沉静入骨，意蕴醇和，直抵心灵，予人安定与喜悦。
所以，我常对学生说：学制香，首要修身静心，而非识药背方。手下之香，即是心中之境。这与书家之笔触、画家之气韵，道理相通，一看笔触，就知道这个人的心是“躁”还是“静”。
北青报：所以，在您看来，制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修行。
傅京亮：没错，而且是一场极为严苛的修行。古代制香有许多近乎苛刻的规矩：和香（是一种传统制香工艺，指将多种天然香料按特定比例配伍、研磨、调和后制成的香品）前几日，制香人须斋戒、沐浴、更衣，戒荤腥，去杂念，以保持身心的纯净与恭敬。这并非单纯的仪式，而是在创造一个纯粹的“场”，让制香人的心能与天地、与香料进行最深层的交感。唯有怀揣一颗纯净虔诚的心，去感受每一味药材的性情，进行配伍与炮制，最终成就的香，才是有灵魂、有生命的。
因此我一直强调，香文化传承中最根本、最难的，不是技艺，而是“心法”的传承——即对文化的敬畏之心、对自然的感恩之心、对使用者的负责之心。这面镜子，照出的首先是制香人自己的品德与修为。
古方复现重在功效而非成分
北青报：这些年来您复原了两千多个古香方，这个过程听起来就像一场艰苦的研修，您是如何开始的？
傅京亮：文献研究只是第一步，真正的学问，在脚下，在山野之间。我的方法很朴素，就是用双脚去丈量，用身体去感知。我花了近十年，几乎走遍全国。那时就是“绿皮火车加11路（指徒步）”，背着父亲的军用水壶，揣着大头咸菜和简单的干粮。没钱住店，山里也无处可住，夜晚就找个背风的山坳，铺点干草，盖上军用雨衣过夜。我曾有四十天在深山里没见过一个人影。好不容易遇上一位老乡，他看见我，吓得掉头就跑。我越喊“我是人”，他跑得越快——大概我当时蓬头垢面，雨衣还反穿着，活像个野人。
北青报：除了寂寞，野外考察的危险也是实实在在的吧？
傅京亮：危险是家常便饭。山上野兽多，我随身带把匕首，既采药也防身，遇过狗熊在身边转悠，南方山林里毒蛇更是常见。但野兽尚可防，最险在中毒。光是记忆里比较严重的中毒，就有四五次。幸好我祖父是名医，从小让我背《药性赋》《汤头歌诀》，使我熟知药材的性味归经与相生相克，心里才算有底。
北青报：付出如此代价，当您终于发现一味香药时，是什么感觉？
傅京亮：那种幸福感难以言表。虽然浑身湿透、满身尘土，但当你发现一味好香药，或终于辨明两味药的确切差别时，那种狂喜能持续好几天——会感到所有的辛苦都值了，一切艰辛都有了答案。
北青报：历经千辛万苦，辨识了香药，接下来就是按古方复原了。这应该相对容易了吧？
傅京亮：这恰恰是另一重挑战的开始。许多人以为复原古方就是按书抓药、研磨、和合。但天地环境已变，药材本身也不同了——古代的“五运六气”、水土气候与今时大不相同。若僵化地照搬古方、泥古不化，效果必然有失。
因此，真正的复原，在于根据当下的天时地利，当下之五运六气去调整配比与炮制方法。我们要复现的，是古香的神韵与功效，而非刻板复制它的成分表。这需要透彻理解古方、精准把握药性，更要敏锐感知当下。这是一个把握“活的精神”，而非进行“死的模仿”的过程。
北青报：除了药性变化，是不是还有一些古方，因为原料问题，根本就无法复原了？
傅京亮：是的。有些极其珍贵的古方，因为核心香料的绝迹或受保护，已经无法重现了。比如，有一款古方安神效果非常好，但现在里面有一味关键香药，只在一个绝对保护区里还有生长，采摘是违法的。
文化复兴需要的是“星火燎原”而不是“曲高和寡”
北青报：您如何看待现在社会上蓬勃兴起，但又有些鱼龙混杂的“香文化热”？
傅京亮：首先，越来越多的人对香文化产生兴趣，这是好事，说明我们民族血脉中的文化记忆还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繁荣背后问题不少：一是对香文化的内涵理解肤浅；二是市场上伪劣化学香泛滥，比如用锯末加化学香精、助燃剂，甚至含甲醛的工业胶黏合，点燃后释放苯、甲醛、二甲苯等有毒物质，不仅无益身心，还是在让人慢性中毒。
北青报：面对这些乱象，您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傅京亮：即便他们的做法不对，但至少在做与香相关的事，就像一颗微弱的火星，或许能无意中点亮他人心中的文化记忆，也是一种无意识的唤醒。若一棒子打死，这火星便彻底熄灭了。因此，我将当下的鱼龙混杂视为一个必然阶段。这好比幼儿园的孩子画画，涂得到处都是，你会严厉批评吗？不会，你会引导他。现在很多人就处在“香文化”的幼儿园阶段，不妨让人去接触、去体验，未来若碰了壁或接触到正确的理念，自然会回过头来寻找正途。
但我的学生们是绝不允许有类似行为的，否则将逐出门墙。
北青报：这种包容，是否也体现在您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的工作中？
傅京亮：是的。当时参与制定国家标准，有些专家主张标准要非常严格，一步到位。我对此表示了反对，坚持标准应先放宽，建议“三年一调，逐步收紧”。目的是先设定一个大多数从业者通过努力可以够得着的底线。
在这期间，要去教育、去引导，告诉大家为何不对、该如何做。要给行业缓冲、学习和改进的空间。即便一百人中最后只有两人转向制作正香好香，那也是传承。文化的复兴，要的是星火燎原，而非曲高和寡。
当好这个时代的“守香人”
北青报：您认为香文化应该如何守正创新？
傅京亮：传承不能空谈，要靠实在的路径。我归结为三点：教育传播、生态保护、与时代结合，三者缺一不可。我推崇“香塾”模式，它效法古代闾塾的灵活精神——古代二十五户为一“闾”，设一个塾，孩子农忙时干活，下雨了或闲暇时就来读书，先生根据你的时间，教你相应的内容。我们的“香塾”也是如此，它不是固定课程，而是随到随学——你有20分钟，我就讲20分钟的核心精神；有半天，我们就深入品鉴一款香。
同时，我强调“立体教育”。香不是孤立的，它与茶、书法、古琴、建筑、养生乃至做人做事都相通，“万物一理”。学香的同时，也会体验泡茶、品香酒、用香墨、欣赏古建筑。墙纸、食物，都可以是香的延伸。唯有如此，才能让人理解，香文化是融入中国人血脉的完整体系。
北青报：您对香材的守护，也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尤其是在海南的基地？
傅京亮：对，那块地是我在海南寻访许久才找到的宝地，我们刚去时，土地因滥用农药化肥已是一片死寂，鸟都不来。我们坚持不用任何化学品，全靠自制酵素，一吨吨浇灌，养护了整整十年。当地力恢复，奇迹发生了：许多我们认为早已绝迹的珍稀香药，竟自己从土里生长出来。
这印证了一个根本道理：你敬畏并爱护土地，它必以丰厚的生命作为回报。香文化的传承，首先是敬畏自然的传承。我们这个基地，就是活的证明：环保与传承，非但可以共存，也必须共存。
北青报：回顾您这将近五十年的研香之路，支撑您一路走来的，最根本的动力是什么？
傅京亮：最根本的动力是深植于心的文化使命——我越深入研究，就越庆幸自己能生为中国人。我们的土地孕育了无与伦比的芳香资源，我们的先贤留下了深邃博大的香文化哲学。面对如此辉煌的文明，我们作为后人，有什么理由不将它传承并光大？
我常对学生说，我们每个人都该为这个社会、国家和民族尽一份力。哪怕只是绵薄之力，若不去做，便觉愧对祖先，愧对“炎黄子孙”这个身份。这已不仅是事业，更是天职。
北青报：这种使命感，体现在您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说您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傅京亮：是，但我精神很好。我的工作强度，可能是很多年轻人的几倍。心里没有那么多挂碍，也没有那么多私欲追求。就是顺势而为，按照天地规律、社会规律去做事。我把所有精力，都聚焦在我想做的事业上。
北青报：对于未来，您有什么样的期待？
傅京亮：我深信后人终将找回我们文化的根脉，因为真正的文化不在书卷之中，它流淌在我们的血脉里，深植于我们的骨髓中，从未真正断绝。
而我们这代人能做的，就是当好这个时代的“守香人”——以纯粹之心，行纯粹之事，守纯粹之香。我们或许身无显位，但可以秉持干净的品格；或许无力改变世界，但务必擦亮“中华”二字，不让它在我们手中蒙尘。
文/本报记者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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