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寒 拾
2005年，一档名为《超级女声》的节目在湖南卫视面向全国播出，开启了中国电视史的选秀综艺时代；20年后，曾经深度参与其中的知名综艺导演马昊，决定重新走访当年由她亲手推举出的“超女快男”们，因为她想找到一个答案。这次重访被拍摄成纪录片《因为是想写成歌》，于近日上线播出。
20年对人生来说是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在生命的时间线上进行这样一次远距离的回望，人们当然是期望获得一些意义的。何况当年那档综艺节目的影响远超出娱乐的范畴，衍生出诸多值得严肃探讨的社会议题。而这样的回望，理应可以承载社会大众在喧嚣归于沉寂之后对于过往时代的反思。
就像马昊在踏上这段行程之前所说的，她想要知道的是，当时代投射在个体身上，当初舞台上的他们和现在的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但纪录片的使命在于客观呈现而非答疑解惑，无论是马昊，还是那些昔日的少年们，也包括亲历过那个时代的我们，是否真的能给自己找到一个答案？
不肯“下桌”的失意者及其“敌人”
《因为是想写成歌》的制作团队是腾讯视频旗下的尤里卡工作室，这个团队此前推出的作品多是《十三邀》《解释鸿沟》这样思想色彩浓厚的节目，因此即使在面对选秀综艺这样一个可以轻易制造出娱乐爆点的题材时，他们也明显有意识地努力做出一些去娱乐化的尝试。
纪录片中被镜头扫到的人物，类似李宇春、华晨宇这样的当红明星，只停留在当年选秀的历史素材中；而欧豪、俞灏明、何洁等则是在先导片中匆匆闪过，正片中并没有他们的身影。整部纪录片真正聚焦的12个采访对象中，或许只有因为上婚恋真人秀引发争议的李行亮具有一些话题性。
对被记录者的这番选择，固然可以过滤掉一些来自舞台的光污染，以保持纪录片应有的冷静和理性。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呈现在观众面前的人物或多或少都像被笼罩上一层现实的灰度，被塑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失意者”。这样的人物形象本可以更易令观众共情，但实际播放后的反馈却并非如此。
由于这部纪录片是以网播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观众实际看到的不仅有镜头中访问者马昊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也同步看到了镜头之外观看者通过弹幕实时表达的态度。而片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是融洽的，甚至可以说时常表现为一种剑拔弩张的对抗性，像极了20年来一些未被消解的情绪在延宕。
第一个在节目中表现出这种情绪的是《2011快乐女声》第四名苏妙玲。她在镜头里直接表达对马昊的敌意：“分不清她对我的这些关心是真是假。”而她同届节目的冠军段林希则将这种质疑具象化为一个带着委屈的诘问：“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更多的舞台和机会去真心帮我们？”
除了这种巨婴撒娇般的索求，也有人试图将这种情绪内化在自己的身体里。《2009快乐女声》亚军李霄云就坦然承认：“觉得自己是失败者的这个（状况）是常态。”而《2013快乐男声》季军白举纲则将其凝结为一种不停自我质疑的焦虑：“终其一生的航行，万一是一场白日梦咋办？”
事实上，这种焦虑感弥漫在片中多数受访者的周围：“不红”是他们不甘面对的现实，“不肯下桌”则成了他们抵抗这种现实的态度。他们一方面反感在聚光灯下违心地表演那些俗歌，另一方面又在抱怨自己的“真诚创作”无法被广为传唱。于是在旁观者看来，他们中的一些人陷入了有些病态的矫情之中无法自洽。
同样无法自洽的还有马昊自己。她既是当年多届选秀节目的导演，同时又是纪录片的访问者和总导演之一，多重身份使得她在面对不同受访者时表现出的态度时常是割裂的。比如她可以自费资助段林希录一首歌，随后又告诉白举纲舞台和生活不是一回事，面对陈楚生又诉说自己陷入了“巨大的迷茫”。
于是，马昊成了很多观看者眼中的“敌人”。他们在弹幕中质疑她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动机，还有一些昔日明星的粉丝斥责她面对失意者有种上位者的傲慢。甚至她在临近片尾处反思自己没有成长，希望通过纪录片和每个人的对话来“把我自己拼回去”的表达，都会被观众嘲讽是在做免费的心理咨询。
回看当年的选秀节目，几乎每一届赛事都不可避免地陷入阴谋论的猜疑和争议中，而马昊所属的幕后团队自然被认为是操纵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今天某些观众对马昊拍摄纪录片动机的质疑和态度的指责，依然没有摆脱20年前阴谋论的逻辑，他们依然把她当成自己和过气明星们的假想敌。
而当公众借由这部纪录片重新审视昔日明星们，“超女快男”依然是他们摘不掉的标签，观众依然用吃瓜心态对他们品头论足。比如《2013快乐男声》第八名左立，相较于其他受访者他呈现的生活状态是比较安分的，但当他出现在片中时，屏幕上飘过一条弹幕：“左立没什么看头。”
纪录片中，当《2009快乐女声》季军黄英试图用重现当年选秀时的情景来迎接马昊时，有观众在弹幕中发问：“这群人是活在那个年代了吗？”确实如此，歌手们做着过时的明星梦，导演在回忆中陷入迷茫，一些观众表达着幼稚的言论，一切一如往昔，但人们已不再年轻。恐怕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失望了。
“想唱就唱”其实从未实现
《因为是想写成歌》的先导片中有这样一句文案：“多年后，我们尝试去回看，什么激励了梦想，什么裹挟了青春？”在纪录片的正片中，马昊慨叹现在的年轻人对梦想的理解不似从前。然而当年被选秀综艺高举的“梦想”和“青春”这样的词汇，又何尝不是一个被用来自我包装和美化的广告话术？
20年前诞生的“超女”，第一次让没有经过正统科班训练的普通人有机会一夜之间成为顶级巨星，同时也是第一次用全民投票的形式决定谁能成为大众偶像。如此戏剧性的节目形态，在底层逻辑上迎合了那样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情绪，而全民狂欢的深处，则有一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在涌动。
对于娱乐行业而言，选秀综艺如同一架马力十足的造星机器，改写了整个行业的生产机制。
传统唱片工业，由唱片公司发掘和培养新人，由专业音乐人对其进行系统化培训、制作专辑，对其进行形象包装，塑造成偶像明星推向市场。在这样的生产线上，综艺节目是偶像步入大众视野的传播媒介和宣传工具。
选秀综艺则颠覆了这套既定流程，使得电视媒体成为整个链条的上游供给端口，让一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在没有任何个人专属作品的情况下，登上尽人皆知的偶像位置。随后再由唱片公司为其制作曲目，并由经纪公司对其进行形象包装，继而将其推向影视、综艺等其他娱乐门类之中持续经营。
在这样的造星模式下，音乐才华和创作能力不再是成为歌手的首要条件，甚至可能成为幕后团队眼中的阻碍。纪录片中，段林希、陈楚生、宁桓宇（《2013快乐男声》第四名）等人不约而同地提起，在选秀综艺的舞台出道之后，他们无法演唱更符合自己心意的歌曲，选秀主题曲中的“想唱就唱”看来就是个笑话。
当电视选秀综艺开始左右唱片工业的走向，音乐市场开始遭遇剧烈的冲击。大量行业资源被新人偶像挤占，一些真正有才华却并不适应电视综艺的音乐人则被埋没，其结果是“超女快男”们出道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作为“专业”的反义词被音乐人敌视和嘲讽。从这个角度来看，马昊及其团队的确是有“原罪”的。
随着选秀综艺持续不断地周期性运转，新的偶像年复一年层出不穷，选秀明星的职业生命越来越短，很快便被喜新厌旧的市场遗忘。短视频兴起之后，选秀综艺所归属的长视频逐渐式微，于是他们成了被新媒介和新兴市场遗弃的失意者。令“超女快男”焦虑的“不红”的症结正在于此。
在纪录片拍摄期间，被访者李霄云和黄英因为翻唱了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而人气飙升，重回公众视野。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这首歌正是一首标准的“抖音神曲”。无论两位演唱者从审美角度是否认可这样的作品，她们都必须承认，此类网络口水歌曲在数量上已经成为音乐领域的主流。
海量的短视频正在催动音乐领域迭代出另一种生产机制。乐评人梁源在他的个人视频节目中曾披露一个惊人的数字：2025年每天上线的歌曲数量是4700首左右，今年这个数字可能会达到5000首。但是，数量上的膨胀无法置换为作品质量上的提升，反而造成了音乐水准大幅滑坡。
现实状况是，这些专为短视频而作的歌曲，通常在面世时没有完整的版本，而只有适合短视频传播的数十秒副歌段落。待到其在网络上拥有一定的传播度之后，创作者才会完成作品的写作并录制出完整版本。而这样的歌曲很快会被大量网络歌手翻唱使用，以至于听众经常难以追溯其原唱出处。
《因为是想写成歌》播出期间，一档音乐竞演综艺《有歌第二季》也正在播出。节目中梁源面对抖音主播、唱作人白小白说出了一个特别残酷的道理：抖音神曲所具备的传播属性，可能并不源于创作者的演唱，在这样的音乐里面，歌手可能是那个很容易替代的角色。
从选秀明星到抖音神曲，技术的升级并没能扭转音乐行业急功近利的实质问题，无非是在媒介的迁移中，昔日电视媒介的“人气”被置换成了更易数据化的“流量”。而当Suno这样的AI作曲神器被泛滥使用，华纳这样的传统唱片公司抛出AI虚拟偶像“吴爱花”，留给“超女快男”们的市场生存空间还有多少呢？
逆反的人生如何找到真正的答案
站在20年后重新审视选秀综艺这一文化事件，我们该如何界定当初被托举起来的那些懵懂少年？《因为是想写成歌》试图在先导片中给出这样一个定义：他们是第一代被全社会鼓励着要努力成为你“自己”的人。但是，这是一句客观的陈述，还是只不过是又一套宣传话术？
至少马昊自己可能是相信这句话的。她在节目中自认为曾经帮助这些少年被大家看见，并且“对他们来说梦想的实现是真实的”。但这更像是她试图自我蒙蔽的一道心理屏障，而她自己的困惑在于：“以前总希望我做的节目有意义，然后突然我发现意义是个屁。”
马昊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被全社会鼓励着要努力成为你‘自己’”这句话本身就存在着逻辑陷阱。“成为‘自己’”究竟是一种自我要求还是他人的期许？顺从鼓励成为的那个人真的就是“自己”吗？更现实的问题是，连自己喜欢的歌都不能“想唱就唱”，又如何成为“自己”？
想要成为“自己”，首先在于能够认清自己。《2005超级女声》第六名黄雅莉是受访者中为数不多的清醒者，她也因为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而时常被人提起。但她的清醒恰恰来自于她从未居于舞台中心，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在吃拌片”（方言，指蹭吃蹭喝），于是她反而可以清醒地意识到要为自己做点什么，而不是为了老板或老公。
承认自己受精神问题困扰的宁桓宇，说出了全片最清醒的话：“选秀出来的人生轨迹是反的，出道就被惯着，走哪儿被人捧，但是随着时间慢慢沉淀、慢慢地筛选过后，你放不下自己，你都不知道怎么去适应，每天在较劲。”这样的处境才是真相，并且原本值得深挖下去，可惜马昊没有继续追问。
一旦我们看到了这层真相就会意识到，曾经标榜的“自我”“理想”“青春”和“梦想”，都在娱乐至上的名义下背离了其应有的涵义。马昊以为曾在综艺节目中存在的意义，可能原本就是无意义的。那么接下来真正要去追问的是，20年前的选秀综艺究竟“激励了什么”，又到底“裹挟了什么”？
当年的选秀综艺始终伴随着“三观不正”的指责。即使20年后的今天，我们偶尔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超女快男”的视频切片，也往往是审丑视角之下一些哗众取宠的段落。选秀综艺本身究竟树立了何种价值观，又是否履行了电视媒体应尽的社会责任，这是相关人士20年来都没有正面回答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思考，这部纪录片的采访对象欠缺了很多。比如我们可能同样关心当初那些在海选中被喊停的少年后来的命运，也同样关心那些在电视机前花钱投票的观众今天的状态。假如当年的这一娱乐事件被定义为时代的标志性符号之一，那么其所牵扯的人和事应当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去被追溯。
可惜，马昊的视角狭窄到仅能旁观个体命运和其艺术创作，她无法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去思考这一切。尤其是当她无法跳脱出自己当年的身份，无法对自己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自我批判时，这部纪录片只能伴随着她的迷茫和困惑，陷入到巨大的自我虚无之中草草落幕。而这才是其作为纪录片最大的遗憾。
耐人寻味的是，《因为是想写成歌》的结尾处留下了“未完待续”四个字。我们并不知道这暗示着纪录片还会有下一季的内容，又或者是寓意所有受访者仍在继续前行，而马昊会将这样的回望与访问持续进行下去。倘若还有下文，希望这个故事里的所有人，最终能够找到那个隐匿于时间中的答案。（寒拾）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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