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北大学历史学家伊默瓦尔在《如何隐藏一个帝国：大美利坚史》一书中指出，美国的帝国主义从未真正终结。回顾历史可以发现，所谓的“新帝国主义”实际上是美国建国初期就存在的政治话语经过长期演变而来的产物。随着国力增强与扩张野心膨胀，美国的扩张路径从陆地边疆延伸至海外边疆，其扩张方式从直接占领领土转变为通过条约、规则和市场获取利益，干涉手段也从寻求道义包装日益走向更加直接、赤裸裸的暴力。
美国“新帝国主义”扩张逻辑的历史根源在于两种政治话语的合流：“门罗主义”所代表的地区排他性和“天定使命”所代表的道德使命感。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宣告，“美洲大陆不应再被欧洲列强视为殖民扩张对象”，从而确立了“门罗主义”政策，并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这一愿景当时并未被视为明确的行动宣言。但随着美国国家实力的变化，“门罗主义”的内涵也被重新解释。例如，罗斯福总统提出“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宣称当拉美国家出现“为非作歹或懦弱无能”情况时，美国有权进行武装干涉。特朗普政府则进一步将拉美界定为美国“核心利益专属区”。因此，“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演变为“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政策也从“排欧”升级为“排他”。
与此同时，“天定使命”话语也在形成。19世纪40年代，俄勒冈地区的移民潮导致美国定居者数量迅速上升，出现了将俄勒冈纳入美国联邦的主张。民主党人波尔克以“重新合并得克萨斯和重新占领俄勒冈”为竞选纲领赢得总统大选。随后，约翰·奥沙利文首次提出“天定使命”概念，认为美国人口扩张是对抗欧洲干涉的根本方法。这一主张后来被赋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成为民主党人的政治旗帜。
从19世纪中叶起，美国的扩张野心不断膨胀，逐渐形成了“帝国梦”。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标志着美国扩张的国家化与战争化，美国通过武力实现了法理兼并，并将“天定使命”固化为国内动员的合法性叙事。19世纪末，随着西进运动接近尾声，美国转向拓展海外边疆，如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不仅攫取了海外领地与基地体系，还推动了帝国形态的转型。同时，美国的对外扩张开始与贸易、金融相结合，“门户开放”政策应运而生，标志着帝国运作不总以直接占领为手段，也可通过条约、规则与市场机会实现。
二战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构筑起帝国形态。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告别孤立主义传统，转而以同盟体系、国际组织和遍布全球的军事据点深度介入并塑造世界秩序。冷战时期，“门罗主义”和“天定使命”在遏制叙事中合流，共同将美国的帝国主义霸权行径重新解释为所谓的“大国责任”。冷战结束后，美国将自身视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单极世界的出现标志着美国霸权的开端。美国把扩张进一步秩序化，将自身利益设置为所谓“规则”，通过制度输出、市场整合与联盟扩展维系主导权。
进入21世纪，美国“帝国梦”得到强化。伊拉克战争不仅被视为一场军事行动，更被部分政治与军事评论定义为“美国新帝国主义的试金石”。这种论调背后透露出一种历史自负：美国不再只是全球体系中的一部分，而是全球秩序的建立与维护者。
在采取一系列帝国主义霸权行径的过程中，美国精英阶层对其进行了精密的“理论包装”和“自我辩护”。最常见的正当性话语是“防御性战争论”。这种思维并未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2002年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确立了多项核心原则，包括维持美国无可匹敌的全球军事优势、准备在全球任何地方对被视为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安全的国家或力量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等。美国前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曾直言，这一战略呼唤的是21世纪的美国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接受，也不应当接受。
在美国，还存在一系列为帝国主义霸权行径辩护的论调。如“单极稳定论”认为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其霸权下的单极体系最有利于世界稳定。“失败国家论”则认为所谓“失败国家”内部动乱、恐怖主义、非法移民等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必须通过“帝国主义政策”对其进行“改造”。这些理论将“绝对权力”等同于“秩序”，却忽视了霸权扩张给全球带来的不安与风险。美国通过人权理论赋予自身干涉他国的“道德特许证”，借助“先发制人”来模糊防御与侵略的法律边界，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对抗性与分裂风险。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战略姿态出现了明显右转，但这种转向并非向孤立主义倾斜，反而在一些领域展现出更赤裸裸、更具竞争性的霸权策略。特朗普上台时宣扬“美国优先”，看似强调去全球化与主权回归，但现实政策却在多层面推动了一种更具进攻性的帝国主义霸权行径，被称为“新MAGA帝国主义”。它的表现包括针对那些尚未完全受其主导或被视为承担过多负担的国际组织发动攻击，贸易关系不再被视为互利，而完全作为基于国家实力的交易手段。
谈及当下美国“新帝国主义”的现实土壤，吴小凡表示，“新帝国主义”是美国单极霸权相对衰落与其国内社会撕裂叠加的产物。全球化收益与成本在国内分配不均衡导致制造业空心化、地区差距扩大，该趋势与身份政治的碰撞推动了政治光谱的整体右移，使“美国优先”在选举动员与政策设计中获得更高权重。在此背景下，华盛顿精英阶层对盟友体系的投入意愿下降，转而以关税、制裁、产业政策与技术管制等手段，将外部竞争重新描绘为国家安全问题，以此维护相对优势。移民议题在这一结构中被高度政治化，成为动员本土主义、制造对立的工具。这一系列变化标志着美国霸权进入“规则与例外”切换的极端期，对内表现为通过排外缓解衰落焦虑，对外则以主权绝对化为借口践踏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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